讀Iain Lindsay《活在敦奧》
Iain Lindsay, 2014, Living With London’s Olympics: An Ethnography. Palgrave Macmillan.
「純如，皦如，繹如，肅然起敬，自得／其樂，一種慶典的，競技的，五環的⋯⋯」──陳黎〈奧林匹克風〉
Newham自治市位在倫敦市區以東五英哩，卻像是另一個世界。它是全英國族群最多樣的行政區，居民口中說著超過三百種語言，沒有任何族群有人口上的絕對優勢。它成長迅速，平均生育率全國第一，外加許多初來乍到的年輕移民。街道上氣味複雜，咖啡香、尿騷味、啤酒氣混雜著廉價鬍後水。但無論是不同膚色的人們揮汗勞動的白日，或是幫派毒梟橫行游走的夜晚，都將以地鐵站人來人往的速度成為過去。
2005年的7月6日，Newham的命運徹底改變。這一天，原先不被看好的英國在新加坡的國際奧委會（IOC）會議上取得2012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資格。短短七年之內，Newham將會從一個「落後」的城市成為舉世注目的「英國榮耀」。點綴街角的書報攤、咖啡攤和零食餐車被告知，他們的營業許可將不會獲得更新，因為這裡將成為「奧林匹克城」。
不過，主辦單位承諾留下來的人將有更好的生活。許多人強調奧運能為東倫敦注入活水，這個願景更是英國申奧時的主要訴求。Newham的民選市長Robin Wales爵士認為2012倫敦奧運意義重大，因為它是史上第一次奧運被用來改造大都會中相對落後的地區。他甚至覺得奧運留下來的都市計畫「遺產」是倫敦最終獲得奧委會青睞的原因。
Wales指出奧運不僅將會創造出數千個工作和住家，還會以兩個方式幫助Newham「游手好閒」的年輕人：其一是讓他們對運動更感興趣，促進健康；其二是徵招他們參與盛會，成為奧運志工。政府吹出了「生活、工作、定居」的連環泡泡，默默把打造大型賽事和打造宜居環境混為一談。
Iain Lindsay的《活在敦奧》記錄了Newham在這七年之間的變化。事實上，在申奧成功之前，Newham的居民多半事不關己。居民們最常說的是「我們不是那些『奧運人』」，他們不認為倫敦可以取得資格。但倫敦奧運一夕成真，現實排山倒海而來。很快地，市場攤商和大型購物商場、書報攤和賭場、雞肉販和高級餐廳將會彼此大眼瞪小眼。
有別於許多對批判奧運國族主義與經濟利益的研究，Lindsay進入在地的非營利組織，沿著預定園區的鄰里進行訪談，試圖從當地社群的角度來看待大型賽事的誕生。從2005年7月的那一刻開始，Newham就活在兩個想像的夾縫之間：一個即將翻頁的過去，和一個被輕易許諾的烏托邦未來。唯一的真實是一個不可避免的、未知的轉變，所有事物都需要被重新想像與配置。
申奧過程要求「居民支持」的證據，官方因此塑造出居民一致支持的輿論。然而，Lindsay注意到試著在公共領域發聲的其實都是反對團體。在承辦權確定之後，部分居民更發起了幾波監督運動，最後卻也都無疾而終。Lindsay指出，Newham移民來源紛雜、缺乏共享的文化歷史的異質性，讓強大且嫻熟於議事規則的奧運執行單位可以徹底輾壓這些異音。
在奧運籌備期間，鄰里內的種族張力變得更加極端。已經住在自有公寓三十五年的中年白人Sylvie被鼓吹搬家，但微薄的政府補貼根本不夠她去別處買下整層公寓。她指了指客廳角落蒙塵的電視：「我早上打掃，但到了下午又可以在灰塵上寫名字。」這是奧運工程的結果。「波蘭工人跟他們的女人一起過來，為了健保和生孩子。那些女人很好辨認⋯就是一群蕩婦。」
另一位穆斯林女性居民Sarah卻很喜歡Newham。她和丈夫從Norwich搬來這裡，因為這裡多元的居民不會對她的信仰指指點點。她喜歡奧運帶來的改變，但也認為「這裡變得有點奇怪，像一座鬼城。很多人搬走了，但沒人補上。」Sarah的另一句話很好地總結了「不在乎」背後的政治無力感：「有人一直來敲門要我出來抗爭。但我知道我們根本不可能阻止奧運。我們就像在一台雲霄飛車上，只有他們喊停的時候才能停下來。我們可以盡情尖叫，但沒什麼用。奧運本身不壞，但他們對待社區的方式很壞。」
許多像Sylvie一樣的「老居民」認為「東歐人」搶走了工作機會，但Lindsay帶我們去了一趟Maria和Yosh的落腳之地：他們是一對二十八歲的夫妻，把孩子託付給父母後，為了奧運「淘金熱」從西伯利亞來到英國。現在，即便他們和另外九個俄羅斯工人擠在三房一衛的屋子裡，仍然發現高額租金讓他們不可能達到儲蓄目標，最終決定回到西伯利亞。
而「在地人」其實也鮮少獲得所謂的工作機會。對1990年代就落地生根的阿爾巴尼亞裔移民社群來說，一方面，進入奧運工地需要特定的申請門路與英語能力；另一方面，他們多半已經是經驗老道的工地現場人員，既不需要官方舉辦的職業培訓，也沒意願回去從事基礎工作。換句話說，受限於時間壓力，籌備方完全無法創造出符合在地社群經驗與技術的職缺。但主事者先策略性地界定出Newham的「匱乏」，然後再把奧運和「遺產」當成解方。他們覺得當地居民應該會開開心心的用雙手去接住這些「好處」，事實上，這些「機會」完全沒有考量居民的需求。
同時，隨著2012年的7月27日的開幕式逼近，Newham的居民遭遇到了更多以「安全」為名的監控。議會大樓被裝上了飛彈，建築頂樓停泊著戰機。居民被明示暗示大會期間他們最好離平常消費的地方遠一點，出入也受到許多管制。一位報導人抱怨：「我們像是被圍城了⋯很多保安和警察被調來我們的社區。我不認識任何有奧運門票的人。」對非白人居民來說，節節高升的警力讓他們恐懼，不僅被盤查騷擾的頻率大增，這些外地警力往往不理解當地的文化氛圍，行事更缺乏彈性。
為了奧運，政府也開始著手進行各種「遮醜」的造景活動，例如以裝置藝術遮掩1970年代落成的購物中心。旅客出了地鐵後，會被直接引導到會場，而不用涉足Newham的舊街區。早在申奧之前就開始進行的Westfield高級購物中心計畫，也被整合進倫敦奧運的藍圖裡。年輕的穆斯林母親Jasmine坦承她不討厭這些變化：「整個區域變得更有吸引力了。」但她話鋒一轉：「不過即便我努力想要跟上這種資訊，我還是從來沒被諮詢過，我從來沒有機會表達我希望奧運怎麼改變這裡。」
另一位在荷蘭出生的非裔居民Tasha已經在Newham住了十五年，當Lindsay問她是否會去新落成的Westfield購物中心時，Tasha回答：「我怎麼可能帶小孩去一個我什麼都買不起的地方？」她笑著說：「Westfield不是給我們這種人去的。我們自己照照鏡子吧。」
「生活、工作、定居」的前兩項早已化為泡沫，而「定居」似乎也搖搖欲墜。Newham的再生計畫想要吸引「創意階級」入住，但Lindsay的訪談顯示，多數光顧Westfield的消費者並不會想在此地久留，Newham只不過是一個週末兜風的地方而已。談起在附近街區成長的孩子，Tasha坦白地說「他們沒有什麼希望。」她不覺得奧運可以帶來什麼正面的影響。整本書裡，Lindsay其實更一再暗示，提升公共教育的品質才是真正能「解決」Newham問題的方式──如果真的有問題需要被「解決」的話。
《活在敦奧》最顯而易見的提醒，便是奧運絕非憑空出現。幾個鄰里不成比例地承擔了奧運的成本，而它獲得的「好處」跟其他地方沒有太大的不同，頂多就是透過轉播看看比賽，短暫地享受一下國家榮譽感。但Lindsay的訪談也顯示，要在Newham這樣的城市找一個單數的「當地人觀點」，無異是緣木求魚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空間特性，才讓奧運可以長驅直入。
在東京奧運的繽紛與亢奮中寫這篇筆記，感覺有些不真實。我對《活在敦奧》最大的不滿，可能是它沒有提供一個更清晰的、對「奧運」本身的描述，以致於讀到最後一頁，我還是不清楚建設計畫的具體內容。更可惜的是，受限於田野時間，讀者無法得知大會期間與之後的狀況，讓這本書像是一本沒有結局的小說。無論如何，Lindsay仍然很好地捕捉到了巨變之下的氛圍。或許，這隻快速逼近但面貌模糊、只能透過官方有限資訊拼湊出來的奧運巨獸，正是Newham居民那七年所經歷的日常。
Iain Lindsay在布魯內爾大學（Brunel University）取得運動科學博士，他的研究領域包括社會理論、都市人類學與運動教育。 Living With London’s Olympics是他的第一本書。
關鍵字：奧運、都市人類學、體育競賽、空間與地方、英國
